[8]这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分类，更大的意义在于：之一，由于某一个行业法跨多个传统的部门法，比如新闻与传媒法，就涉及到宪法的言论自由、行政法中的新闻传媒业管理、民事侵权法和刑法上的非法出版罪，或者在一部领域法如《土地法》《草原法》《森林法》中，并行存在行政法、民法、环保法的不同规范，甚至某类关系如医患关系也是跨不同法的，如民法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。
无私剑之捍，以斩首为勇。名者，上下之所同道也。
[19]而法治是离不开道的，守成理，因自然，祸福生乎道法，而不出乎爱恶……固道全法，君子乐而大奸止。[65] 荀子的思想更深刻些，他从他的性恶论中开出道来：今人之性恶，必将待师法然后正，得礼义然后治。但是，不能弄清权利的真正来源，不能理解权利的相对性和对立性，权利与法的关系可能难以清楚地界定。[30]他甚至还有些许悲观：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法家的先驱人物管子把道看作一切制度都必须遵循的，是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大经。
但它是春风化雨的，循循善诱的，让人心生向往的，切不可强制推行。况且在人性善恶之间，还有一个人性非善非恶的广大区域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面，善恶难撼其动。然而，倘若各执一偏，礼义仁政恐堕为虚与委蛇，甚至姑息养奸。
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，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。[67]这里要说明一点，荀子作为儒家中人，虽持性恶论，也主张以法制对治之，但总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，更强调礼义仁政，这既可以从上引的两段话得到说明，更可以从荀子的其他论述中加以证之。我们这里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，把它们都认为是诸子的作品，堪称经典。问题远没有解决，而且造成中国儒学几千年来的一大公案。
当道德和权利受到侵害，处于恶的对立时，就需要法律加于对治。这不正说明法律是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吗？反之，同样不管是义务性规范、禁止性规范还是授权性规范，只要不被违背，只要不处于恶的对立中，就用不上法律，就不会上法庭。
我们还是让古人来回答吧：曷谓一？曰：执神而固。我们曾经说到，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，人们的消费(或欲望)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，而人们的生产能力则又是有限的，这将导致人们对货币(或利益)的无限追逐。托马斯·阿奎那的正义直指公共幸福，更看重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。如果认同我们以上对人性的分析，再来理解《中庸》里关于道的思想，可能会有豁然开朗、一以贯之的酣畅。
法律所对治的人性之恶，高度概括地说只有两类特征：一、人与人之间处于恶的对立。(德)黑格尔著，贺麟译：《小逻辑，》第278-279页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， 原文在黑体字下是重点号，我们这里把它改成黑体字。失天之度，虽满必涸，上下不和，虽安必危。韩非也承认道的普遍性，并认为圣明的君主是可以掌握它的：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
欲以德治矫正法制之失，虽有一定的正面效应，然终贻越俎代庖之讥。善和恶是相对的，它们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。
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性人物，强调法治无可厚非[21]。这就是说，人性是天生的，遵循人性、引领人性即是道，对道的把握需要学习，需要实践。
孔子说，道之所以不能实行，我知道其中的缘故，有智识的人做过头了，愚笨的人又做不到。欲王天下，而失天之道，天下不可得而王也。亚里士多德对正义似乎没有严格的定义，在正义与法的关系中陷入了循环论证。孔子说：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无忧，智者无惑，勇者无惧。和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法则。以为可而道之，知所必出也。
[71]他甚至把法制推到了极端，认为除了法制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：故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。度量信，则伯夷不失是，而盗跖不得非。
曷谓中？曰：礼义是也。[25]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乃格[26]等论述来看，孔子的治国之道就是忠恕、仁义、礼德。
这种互相转化是思想最重要的规定之一。[37]这个道是什么呢？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
[59] 或许有人会说，我们讲道是一，一是道，一于人性，一于民本，是牵强附会，是强为之说。参见康德著，苗力田译：《道德形而上学原理》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，第二章，注(11)。哪一个更接近客观真实呢？如果采用孟子的观点，问题简单得多：人的本性就是善的，只要保持人性的本真，并把这种善发散出来，就是道。[23]结合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
[11] 人故相憎也，人之心悍，故为之法。[46]如此通透达观的思维，环顾中外，同时无有其匹者[47]。
但是，儒家的孟子与荀子，对人性的理解趋向于两极，一主性善，一主性恶，在政治施为上孟子主张行仁政，荀子主张礼法兼用，而到了荀子的学生韩非那里，完成了儒家向法家的转化。二者都以人性为基，都有深厚的社会底蕴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各占擅场，则又各失其偏，只是在经历春秋战国的急剧动荡之后，二者开始合流，自两汉以降，阳儒阴法、王霸道杂之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。
而王阳明的心学、良知说，更是直接取材于孟子，其极端的主观性，在当时已经产生流弊，深受学者垢病。[3] 《管子·心术上》 [4] 《管子·白心》 [5] 《管子·心术上》 [6] 《管子·心术上》 [7] 《管子·心术上》 [8] 《管子·心术下》 [9] 《管子·心术下》 [10] 《管子·形势解》 [11] 《管子·枢言》 [12] 《管子·枢言》 [13] 《管子·君臣下》 [14] 《管子·形势》 [15] 《韩非子·主道》 [16] 《韩非子·扬权》 [17] 《韩非子·诡使》 [18] 《韩非子·解老》 [19] 《韩非子·守道》 [20] 《韩非子·大体》 [21] 法家的法治在中国古代主要指刑法，而社会伦理和民事纠纷等方面则是由礼制来约束的，法家只强调法治，反儒非礼，难免偏颇。
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这二者混合在一起，让人类社会上演了征战杀伐、利益攘夺、诡谲多变的文明史诗。这是法治的主要特征，也是法治与其他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别。他矻矻以求，不能见容于诸侯。
遵循荀子的思路，人性本恶，逐利、疾恶、喜耳目之欲、有声色之好，是人之天性。视人性恶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，也有很强的针对性。
它之所以以暴力为手段，是因为很多人性恶是以暴力来实施的，非暴力不能制衡暴力，这有以暴制暴的意谓，另则，人性恶的实施是主观的、强制的、非对立统一的，也只有强制性的力量方能加以矫正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智慧，用我们的话语系统来说，他已经认识到了政治有其客观规定性，并力求在这一规定性下来实现主客观的统一。
(《论语·述而》 [52] 《孟子·尽心上》 [53] 这是一个大题目，需专文论述。这两类道虽有区分，却又是统一的，管理国家要行仁政，而管理者首先要是仁德之人，二者统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中。